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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活动

“外卖行业创新发展与良性竞争研讨会”顺利召开(下)

2026年1月31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在宁远楼 729 会议室举办“外卖行业创新发展与良性竞争研讨会”。会议搭建跨学科、跨领域高层次交流平台,回应监管机构针对行业“内卷式竞争”“补贴乱象”的反垄断执法实践,聚焦规范平台竞争秩序、破解内卷发展难题,凝聚多方共识与实践路径。

在会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荆然认为,当前外卖平台相关反垄断调查体现了国家对数字经济监管的反思与缓和趋势,对数字企业的打击不应太过狠戾。调查契合扩内需、反内卷的国家战略,核心是平衡数字经济发展与弱势群体利益保护,避免过度竞争损害普通商家、外卖骑手等权益。同时,调查需考量多产品平台的天然优势,警惕多市场竞争导致的竞争强度减弱与监管难题,重点关注补贴是否带来技术进步及利益合理分配,而非单纯否定竞争行为。

中国法学会法治研究所研究员刘金瑞指出,此次外卖平台相关调查依据反垄断法开展,名义是竞争状况调查,实则可能同时涉及垄断与不正当竞争问题。调查采用市场核查、访谈、问卷等方式,介于学者研究与执法调查之间,是兼顾各方压力与经济形势的柔性举措,进退空间灵活。其核心可能聚焦新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4条规制的强制与变相强制行为,若社会反应强烈,不排除转为执法程序并依据该条款处罚,罚款力度适中,企业需重视相关合规要求。

中央财经大学2026世界杯官网副院长、教授刘权认为,如果外卖平台的交叉补贴损害商家与消费者利益、影响线下经营、排挤竞争对手,则最终可能导致垄断。不过目前的调查并不意味着一味重罚“三书一函”的柔性执法手段有时更有意义。国外常见政府与企业达成和解,降低罚款,节省执法成本。中国也在推动包容审慎监管,促进企业合规,减轻惩罚,鼓励创新。特别是在数字经济领域,需包容创新业态的试错,以支持新业态发展,因此行政和解制度完善将有助于促进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陈天昊强调,此次外卖平台相关调查并非平台有重大违规动作引发,而是预判性的情况摸底。它不似暴风骤雨式的传统执法,而更倾向于查看平台过往行为,建议监管者可以重点关注 “二选一” 等涉嫌违法的行为,核心是提示平台将合规作为日常工作。这类调查标志着监管将更常态化、日常化,核心是保障市场自由流动,优先以竞争监管为抓手。同时,期待数字平台领域能形成良好的监管协议实践,通过监管者与平台企业缔结监管协议的方法,既提升监管对于各个不同平台的针对性,又提升监管行为对于平台企业而言的可预期性,并做好监管活动的信息公开。

中国人民大学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孙娟娟认为,外卖平台相关反垄断调查的背景是行业呼吁与平台角色转变。调查源于实体店对平台低价挤压利润、合规成本不公的诉求,以及行业反内卷的倡议。随着外卖平台从第三方提供者转型为自营经营者,竞争形式发生重大变化,而政府在监管中存在角色定位模糊、管辖权分散、治理工具有限等失灵问题。此次调查并非单纯反垄断执法,而是兼顾市场、政府、社会多维度的综合性监管,核心是规范平台竞争行为,平衡各方利益,保障行业生态多样性与可持续发展。

中国政法大学法与经济学研究院副教授谢尧雯表示,外卖平台相关反垄断调查核心是规制过度补贴行为,而非否定补贴本身的合理性。外卖平台作为高频刚需的交易型平台,补贴是吸引消费者、保障履约能力、培养用户习惯的有效规则。此次调查并非针对所有补贴行为,而是聚焦过度补贴带来的市场乱象,旨在规范平台竞争规则,平衡创新发展与市场秩序。

清华大学智能法治研究院院长助理刘云认为,外卖平台相关反垄断调查是应对行业竞争问题的审慎举措,核心并非预防性干预,而是聚焦实际风险。他提出,内卷是行业市场规律驱动的结果,单个企业难以应对,外卖行业即便形成少数平台主导格局,也未必阻碍创新,数字经济下竞争替代可能性大。反垄断法是 “屠龙刀”,应谨慎使用,优先运用其他法律工具。此次调查属于柔性治理手段,目的是了解市场情况,而非必然处罚,需结合短期消费者福利与长期产业发展综合考量,避免过度干预影响市场活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涉外法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尚博文表示,外卖平台相关反垄断调查核心是防范竞争与社会维度的负外部性,守住市场与社会底线。调查聚焦补贴战导致的市场“K型分化”,即中间层商户消失、商业与文化多样性受损的问题,同时关注环境浪费、骑手权益受损、算法不透明等社会层面风险。调查并非单纯事后执法,而是通过披露平台ESG执行情况,界定良性竞争与恶性内卷,规范平台行为,避免破坏经济基础与社会公共利益。

会议在热烈讨论中顺利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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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博士后徐曦昊从行政法角度提供解读外卖平台相关反垄断调查与传统行政检查不同,其侵害性较弱,未被明确界定为传统行政行为。这类调查在行政法上定性模糊,规范与控制措施不足,但需遵循国务院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要求,统筹安全与发展,减少对平台企业的不必要打扰,关键是需明确监管边界与尺度,避免影响企业商誉或泄露商业秘密,将其纳入合法规范的轨道